澳門博彩業在新牌照制度下正經曆一場深刻的變革。最近一項發表在《全球博彩與旅遊研究》上的同行評議研究揭示了一個關鍵趨勢：與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賭場運營商的收入雖然尚未完全恢複，但他們在支付中介傭金、激勵和回扣上的花費卻大幅下降了37%至49%。這意味著，行業正用低得多的成本，創造著相近水平的博彩收入。
行業轉型，成本結構重塑
這項由學者們進行的研究指出，這種變化並非簡單的周期性複蘇，而是由監管變革驅動的“結構轉型”。在新的博彩批給制度和修訂後的中介法之下，博彩中介不能再以利潤分成模式運營，且只能與一家承批公司合作，其角色已被大幅縮減為受上限約束的、基於泥碼的傭金制。研究告訴我們，這套監管組合拳有效削弱了中介，特別是貴賓業務領域中介的議價能力和經濟重要性。數據顯示，承批公司現在可以用比以前低得多的傭金、激勵和回扣支出來實現相近的博彩收入。
財務影響不均，揭示不同戰略路徑
這種財務影響在各運營商之間並不均衡，反映出它們曆史上對中介驅動貴賓業務的不同依賴度：
變化最顯著：SJM控股，其中介相關成本占博彩收入的比例從2019年的約20%驟降至2023-2024年的僅5%-7%。
緊隨其後：新濠博亞，將其比例從約22%削減至11%-13%。
銀河娛樂也降低了對中介的依賴，而美高梅中國和永利澳門的降幅則較為溫和。
唯一例外：金沙中國，該比例從2019年的19%微升至2023年的20%和2024年的21%。研究認為，這反映了不同的戰略路徑和對高端中場及中介相關業務依賴程度的差異，而非行業大趨勢的逆轉。
非博彩投資承諾的會計難題
除了博彩運營，研究還深入探討了六家承批公司在10年批給期內作出的1088億澳門元非博彩投資承諾的會計處理問題。這些涵蓋會展、娛樂、體育等領域的承諾，是澳門經濟多元化的核心支柱。然而，研究者警告，投資承諾不應與已確認資產混為一談。由於項目細節、時間表和資產所有權仍待政府批准且存在不確定性，這些承諾金額不應在資產負債表上確認為無形資產，而應根據現行會計準則披露為或有負債。這對於投資者評估博彩公司的真實財務狀況至關重要，過早資本化可能高估資產價值並低估風險。
研究進一步以政府指定的六個曆史片區活化計劃（如美高梅中國負責的媽閣塘片區）為例，通過“決策樹”分析指出：若活化後的資產仍屬政府所有且不涉及服務特許權，運營商的大規模投資可能需直接費用化而非資本化。這儘管有長期政策價值，卻會對當期損益表造成直接壓力。根據最新進展，澳門六個曆史片區的活化計劃已開始正式過渡由 civic organization 管理，這證實了博彩運營商在此類非博彩投資中作為社區計劃的投資者，但並不從中獲得收入。
新制度下的財務贏家與滯後者
儘管行業整體利潤率仍較疫情前緊張，但研究強調了承批公司之間財務表現的顯著差異。2024年，六家運營商的總淨利潤為294.47億澳門元，仍比2019年低38%。然而個體差異巨大：
美高梅中國被確定為唯一淨利潤率高於2019年的運營商，從約8%升至2024年的約16%，主要得益於折舊和攤銷費用的大幅減少。
銀河娛樂保持了最穩定的利潤率，僅略低於疫情前。
金沙中國的盈利能力則受到較高利息支出的拖累。
這些對比為了解不同商業模式和成本結構如何應對監管收緊、貴賓中介體系崩潰以及政策驅動的非博彩發展，提供了重要見解。想獲取更多全球博彩與旅遊的深度市場分析和行業數據，歡迎訪問PASA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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